在古都开封，王道宇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身为杞县五里河镇八卦亭村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他帮周围的群众打赢过上千起官司，如果按每起官司收1000元代理费来算，过百万的收入足以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可现实中，他家里唯一的电器，就是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王道宇不图钱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挺直腰板为民请命、一次次打赢各种专业律师也无可奈何的官司的原因。为此，王道宇经常得罪一些人，有时还会受到报复和恐吓，虽然也有过害怕和担心，但他仍坚持在自家的“法律服务写字楼”里干了29年，无怨无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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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律师，敢跟法官叫板。”曾经找王道宇打过官司的村民这么说。在村民眼里，王道宇最大的特点就是“倔”，只认法律不认人。在王道宇的家里，他拉着我细数了当年办过的案子。说起办案经过，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，他是依照哪个文件哪一项第几条来打赢的官司，话语间难掩自信和自豪。

　　王道宇帮人打过的最令他自豪的官司，是他曾为24名女教师讨回每人2000元到4000元不等的上岗费。1997年9月，五里河乡（现为五里河镇）的24名教师找到王道宇，称当地政府强迫他们每人上交4000元的上岗费，而当时的规定，师范毕业的学生回农村任教是不允许收取上岗费的，于是王道宇立刻写了一份材料交给这24名教师，由于怕遭到报复，没有一人敢递交这份材料。

　　“4000块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！”王道宇回忆说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王道宇骑着自行车到县城，亲自将材料交给了县领导。看到材料后，县领导当即打电话要求五里河乡政府将上岗费退给教师。然而，乡政府不但没有积极退款，而是召开会议核对笔迹，还让一名教师“交代问题”。

　　得知此事后，气愤的王道宇再次找了县领导。县领导听明白情况后，拉着王道宇的手说：“老王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去说说这个理！”最后，乡政府将收取的上岗费如数退还给了老师，乡领导也受到了批评。

　　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，他曾替杞县50户养殖户讨回18万元的非法罚款，帮通许县的农民讨回荒废16年的承包地，还为柿园乡60户村民保住将要被强拆的房子……这一连串的成功让王道宇得了民心，同时也影响了不少律师事务所的“生意”。

　　2002年3月12日，正在家中写诉状的王道宇被6名陌生人强行带走。在一间办公室内，他们威胁要对王道宇“会审”，而他却把椅子往门口一挪，说：“行，那今天咱谁都别走，我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。”面对强硬的王道宇，这些人反而有点不知所措。

　　“你胆子这么大，到底谁是你的后台。”

　　“国家法律就是我的后台。”王道宇回答。

　　“会审”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，先前受到过帮助的那24名教师和周围一些群众闻讯赶来，声称要为王道宇讨个说法。最终，问不出结果的陌生人将他放出。走出来的王道宇看着关心自己的乡亲们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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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道宇之所以走上公益维权之路，要从他年轻时的经历说起。他的父亲王性朴曾经是杞县于镇的高中老师，1952年参加工作，1954年患喉头炎，说话十分困难却带病坚持干了7年。1961年，兢兢业业的父亲被下放到该镇王庄坟场从事重体力劳动。那里没有房子，王道宇全家就在坟场上露天的地坑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。也是在那里，王道宇亲眼看着母亲双腿冻瘸，哥哥精神失常，直到现在他还能清晰地指出当时“家”的位置。

　　实际上，1952年就参加工作的王性朴完全具有免于下放的条件，然而不懂法律的他们却只能认命。1980年，很多老同志被平反，蒙冤的父子俩总算看到了希望。按照规定，王道宇可以被分配到县中学教书，然而，就在他们向当地教育局提出申请的时候，教育局却怎么也找不到王性朴的档案，王道宇无奈只能回家。

　　经历一连串不公平的待遇后，王道宇决定自学法律，替父亲洗清冤屈，同时他也开始关注周围有着同样遭遇的人。那些年间，王道宇种过田，说过评书，卖过馒头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不得不上街乞讨，但他始终不忘利用点点滴滴的机会学习法律。

　　1983年的冬天，在邮局帮人写信封的王道宇遇到一位中年妇女，想让王道宇帮她写份状子，到法院起诉自己的丈夫并要求离婚。王道宇很吃惊，因为那些年打官司的事情少之又少，更不要说离婚。经反复询问，中年妇女才吞吞吐吐地说，她和丈夫感情不和，丈夫经常对她无端殴打。看着她身上的伤痕，王道宇当即为她写好了起诉书，并告诉她如何到法院打官司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就在这件事已经被王道宇淡忘的时候，那位打赢官司的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女儿找到他，二话没说就跪地谢恩。这一跪，让王道宇认识到，自己的法律知识能实实在在帮助村民。从此，他也开始被人形象地称之为“赤脚律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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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喂，能听见吗？”王道宇拿出用铁皮和旧挂历卷成的扩音器放在嘴边试了试，“嗯，效果还不错。”8年前，他就是用这个“土喇叭”开始宣传法律的。

　　经过多年的实践，王道宇发现，由于缺乏法律知识，本就弱势的村民在处理一些纠纷时很被动，甚至任人宰割。自己虽能通过努力打赢官司，但毕竟精力有限，帮助的人也有限，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两位骑着自行车、手拿自制扩音器、沿街宣传法律的老人，成了杞县周边各乡镇的一道独特风景，这就是王道宇和他的老伴儿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王道宇还根据自己打官司的经验，总结出了村民最想知道的17条法律，并自费5000元将这些法律条文印成10万份宣传单。1998年到2004年间，每逢过节，或遇到乡镇有集市的时候，这对老人就会到人多的地方，支起一张桌子，给过往的群众分发普法宣传单，不时还给群众作一些讲解。这6年间，王道宇和老伴儿赶了上百场这样的集，走过了1000多个自然村，足迹遍布杞县、睢县、民权、太康、开封、通许、兰考等7个县，也是在这期间，王道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。

　　“可以这么说，杞县40岁以上的人，不管是干什么的，都认识俺。”王道宇颇感自豪地说。近些年来，由于身患关节炎，王道宇已经不能再频繁外出，但他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关注法律，早年的那种手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爱好。他会通过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收看《今日说法》等法制栏目，遇到好的案例还会写到本子上。现在身在外地的子女邮寄的最新法律条例的书籍，他都会分门别类地放好。“只要你给他说清楚案情，他都会很快帮你找到相关的法律条文，他对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，有时连专业律师都感到吃惊。”该县的一个律师说。

　　“村民是弱势群体，俺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不想让他们也像俺一家那样受屈，看着他们能通过法律讨回公道，俺受点苦也很开心。”王道宇说。

　　名词解释

　　“赤脚律师”中国法制化进程的独特产物

　　“赤脚律师”指的是那些接受过中等教育、懂得基本法律知识、愿意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。

　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的逐步深入，利益趋向多元化，同时，民主与法制建设在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中，每一位公民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就必须拿起法律武器。但是，由于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低，法律意识薄弱，他们更需要有人提供法律帮助。“赤脚律师”所提供的法律服务，属于诉讼中的“公民代理行为”。他们大多是自学了法律知识的农民，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村中需要帮助的农民写诉状，搜集证据，在地方法庭上辩护等。

　　“赤脚律师”出身于农民，甚至本身就是农民，他们与农民有着相同的感受，使得他们同情弱者。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对于乡土人情熟悉，便于与农民沟通，他们又粗通法律，能为农民维权，使得许多农民能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了民权的进步。他们也使得许多农民通过司法这一制度化渠道来维权，减少了暴力抗争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，促进了社会和谐，受到农民的欢迎。

　　“赤脚律师”一方面提高了村级调解的成功率，将农村的民间纠纷消化在基层，改变了以往农民遇事就上访的情况；另一方面使农民在面临法律纠纷时尽可能少走弯路，减少农民维权的经济和时间成本。这对中国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有着深远的意义。